举：僧问大隋：“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坏，未审这个坏不坏？”隋云：“坏。”僧云：“恁么则随他去也？”隋云：“随他去也。”
这话拿佛法来说，容易啰唆，如云：色坏空不坏？抑是色空俱坏？连圜悟亦说：“若道随他去，在什么处？若道不随他去，又作么生？”好不烦人。但把佛法的“法”字换作《易经》的“易”字，就极明白。法就是易，易就是成坏，怎能说不坏。民国以来，卫道之士是拣择什么东西不妨随它去坏，什么东西则坏不得。但哪有是这样的？天下事是美的恶的都随他去一齐坏，新出来的美与恶乃可以是一体之异，连恶亦好。
民国初年上海的风气以为什么都坏了，焉知上海一般人家却自有中国的情意，妇女的衣着式样都变了，也还是中国的，反为见得明快与自然。这般庶民，在店里当伙计的男人们与在家里的媳妇们姑娘们，上有长辈，下有平辈、小辈，他们对于时髦东西也不是没有经过一番考较的。只是他们以欢喜与细心去考较，豁达而谦逊，不像卫道之士的小气。所以最好是随他们去。而于此乃更可知革命者的用心。
革命者思前想后，对现前的东西作细心的、周遍的反省，远比一般人多珍重，但他白热的感情的燃烧都成了知性的光，要坏的东西就随它坏去。尤其像今日的世界现状，核兵器、产业公害、经济不景气，你要它不坏，即什么想法亦不能有，只有从坏字想起，才有得想法。创世纪是从洪水开始，现在亦是要从坏灭的觉悟再来起头。